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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在《之江新语》中，习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可以看出，习关于人文经济学的思考由来已久。

　　作为研究者，从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角度，观察的重点是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定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为什么党中央要赋予北京全国文化中心这一定位。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观察的重点是如何就首都定位领悟人文经济学的内涵与意义，以及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目前取得哪些成果。

　　目前，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有人文经济学这一分支。人文经济学的产生是对过于重视量化研究这一发展态势的反驳。过于重视量化研究是西方经济学当前的发展态势，这是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发展趋势。社会科学能不能做量化分析？某种程度上是可行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有适应或针对社会某一群体的特征为研究对象，量化研究才具有价值。事实上，只有当过往社会已经发生的事情与现在生活的影响完全剥离开，这时的量化分析研究才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对于传统社会村落的量化研究就是可行的。然而，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很多活态的社会现象，如果过于依赖量化分析，把经济问题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进行物理研究，很可能引发超社会、去伦理导致的经济发展价值的偏离。

　　正是在量化研究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并逐渐出现排斥非量化研究的情况下，出现了对这一趋势的学术反驳。人文经济学试图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进行纠偏，呼吁业界重视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本主义约束的作用，并将社会中每个人的价值实现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毫无疑问，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人文经济学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

　　习提出的“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与西方出现的人文经济学这一特定学术流派有所不同。习提出的“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式的人文经济学，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回归民生本质，追求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突出的是文化传承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赋能的内生活力及可持续性。

　　习提出的“人文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人文经济学也有所关联，二者都强调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在我国发展的视域下，这个“人”侧重的是人民的整体性；二者都重视在“人”的纬度上评估经济发展成果，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本身。所以，习提出的“人文经济学”既有与西方人文经济学相互联系的地方，也具有独特性。

　　第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目标。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目的是拓展人们的自由与选择范围。这段话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发展的根本目标。这也契合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的要义在人，要把绝大多数人的总体福祉作为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第二，人文价值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不再聚焦于经济本身的一些量化指标，而是越来越强调绿色发展等因素。我认为，一些大型企业要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发展的责任，定期向社会公布人文责任报告。从本质上看，环保问题属于人文价值的一方面，只有当环保理念成为全球认同的基本人文价值时，才具有约束力，才能转化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

　　第三，有文化力量的国家才能成为真正强大的国家。何谓文化强国，一方面是指文化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指文化赋能强大的国家。文化赋能既包括对政治上的赋能，比如内聚人心、外塑形象，还包括对经济上的赋能。习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的赋能作用更为清晰明确。

　　事实证明，放眼全球的经济发展，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只有文化意义上的强大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带来真正强大的国家。虽然文化的力量被定义为“软实力”，但是文化的强大是国家强大的核心所在。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是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而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实践，或者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走得通，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其深深植根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与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融合和对接？很多经济学家都关注过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论断。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之所以发生并发展自欧洲，是源于其独特的宗教传统与文化基因。一旦缺乏这种独特的欧洲文化土壤，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即便在人类历史上都曾长期辉煌过，但都不适宜甚至会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他在《儒教与道教》中以较大的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最后得出儒家伦理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结论。学界对此展开激烈讨论，有些人表示认同，认为中国要想走好市场经济这条路就要向成熟的、先发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我个人认为，儒家文化不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判断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反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儒家的传统价值理念有利于现代经济成长，只是发展的模式与马克斯韦伯定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不同。

　　意大利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阐释了全球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并以此诠释了《国富论》的观点。亚当斯密把经济发展分为“自然的”和“非自然的”。所谓“自然的”就是基于自然的供需关系进行生产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更强调实体经济的模式，而非实体经济带动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非自然的”。“非自然的”经济模式不关心实际的供给与需求，很容易使不人道的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在欧洲出现比较繁荣的市场经济之前，中国的市场经济，这里指的是商品交换，已经非常成熟了。

　　回顾历史，从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真正阻碍中国商业发展或者市场活动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阻碍一种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力量来自制度，制度背后是文化的推动作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表面上属于儒家，本质上遵循的是法家的思想。法家崇尚重农抑商，从商鞅变法到一系列法家著述，如《论贵粟疏》《盐铁论》等，都是典型的法家思想。儒家思想虽然对我国历史上的制度建设有一定影响，但法家的主张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入持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联系密切。习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研究的重要命题，这一重要命题必须基于对我们自身文化的深刻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这是我们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生动能。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着中国经济发展何去何从的问题。中国能否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独特的发展模式，人文经济学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作为研究者，我对此很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探索出一条有别于一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现代经济发展之路。

　　第六，首都是人文与经济协同发展的首善之区。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有机结合，不能分开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多次对北京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2023年6月2日，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要自觉传承发展中华文明。习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建设是文化强国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发力点。北京要通过文化的力量带动整座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在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方面，北京要推动与中华文明相匹配、相协调，且能相互赋能的现代化经济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出过7份城市总体规划。总体上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定位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确定首都性质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同时还必须是大工业城。1958年完成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文化中心”变为“文化教育中心”，江南jn体育将“大工业城”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基地”。1983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北京的性质定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不再提“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工业基地”。1993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重申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党中央在批复中提出：“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通过不懈的努力，将北京建成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和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城市。”所以，尽管这版规划中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中心的定位，但提出了“经济繁荣”的要求。

　　进入21世纪，2004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规定：“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这版规划更凸显了北京的文化特质。尽管规划没有给予北京“经济中心”的定位，但对于北京经济发展的重视是增强而非削弱了。北京越发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经济业态。2004年以来，很多高校陆续开设了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北京拥有深厚的文化资源，活跃的文化消费市场，以及开放的对外政策。纵观全球后工业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最新一版的城市规划，也就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对北京的定位是“四个中心”。新版规划虽然没有过多谈论经济建设问题，但习提出“人文经济学”的概念给我们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推动文化建设，要考虑如何让文化与其他领域更好融合，如何发挥文化赋能作用。

　　第一，世界历史表明，都城的文化与经济是交融共生的。这种特点尤其体现在传统社会。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政治中心往往也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地区，是经济活跃的地区。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里，政治本身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而且，文化繁荣意味着人才集中、思想活跃，这种地方也是富有创新活力的地方。从这个方面看，北京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

　　第二，北京遵从“庶、富、教”这一中国传统治理理念。《论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弟子冉有陪同孔子到了卫国，先生赞叹此地人口繁盛（庶矣哉！）。冉有讨教，如何更好地治理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孔子直截了当地说：“富之！”弟子追问，如果富裕了以后又该进一步做什么？先生笃定地指出：“教之！”《易经》指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协同发展，只有如此，一个国家才能强大，这也是政治治理的核心要义。一方面，要保证百姓的基本物质生活；另一方面，要丰富百姓的精神生活，凝聚起高度的价值认同。没有文化做基础，经济越发达，社会的离散力量越大。社会的凝聚力来自文化建设。举例来说，经济发达的社会就像是一块大石磨高速转动的状态，石磨转得越快，离心力越大，说明经济越发达，石磨上的东西也越容易甩出去。文化的作用是，在石磨高速转动的同时，让石磨上的东西，也就是整个社会群体，牢牢站稳。所以，一个健康成熟的社会，既需要发展物质文明也需要发展精神文明。对于北京，我们既要满足所有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也要实现文化的发展，从而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北京的建都促进了南北方人文与经济的大融合。北京成为都城后，日渐成为南方与北方人文与经济资源融汇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成为北京的城市性格。北京的包容性既有人文历史的积淀，也是经济活力的底蕴所在。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文化、科教集聚带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北京拥有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2020年，北京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位列全国第一。北京是总部经济最发达的世界城市。根据《财富》杂志发布的2021年世界500强排行榜，北京拥有60家世界500强企业，连续第9年雄踞全球第一，其次是东京（39）、纽约（17），并且北京的数量超过东京、纽约之和。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是在文化强国战略下的重点建设领域。“文化强国”这一概念包含文化自身的强大与文化赋能作用的强大。

　　第一，高质量的文化内容生产是产业发展的核心。优质内容产出是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所在。北京之于全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拥有大量优质内容产出，尤其是文化创意领域的产出。近年来，北京地区从事文化内容生产的人数不断增长。北京自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以来，无论是从业人数还是收入水平，在国内外都具有显著优势。从广电类节目制作方面看，北京生产的主旋律作品越来越多。

　　第二，北京探索数字文化发展新业态具有显著优势。2019年，新闻信息服务业继续领跑全国，移动互联技术为新闻信息服务领域发展注入了新活力。2020年，北京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位列全国第一。2021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传播渠道领域逐步回暖。

　　第三，北京居民文化消费占比持续增长。我认为，文化产业园区应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北京拥有众多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园区既是文化企业的集聚区，也是文化消费的集散地，同时是城市特定的文化地标。文化产业园区的融合辐射效益显著，园区内的消费不仅局限于文化领域，还包含“吃住行游购”的方方面面。北京文化人均消费正逐渐上涨，文化资源集聚有利于带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

　　第四，北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情况。2018年，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我们从2019年开始研究编制“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从20192021年的数据来看，北京连续三年排在第一位。北京要留住优质企业，就要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提高全球影响力。

　　具体来说，北京有五方面优势。一是政策引导。北京出台了许多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二是投资驱动。20172019年，北京地区的文化产业投资规模几乎占据全国半壁江山，全国与北京地区文化产业领域分别披露投资案例3961起、1649起，投资金额2786亿元、1443亿元。三是科创融合。北京拥有丰富的科创资源。四是人才支撑。北京吸引了众多人才聚集。五是优质园区的承载作用。除大型企业外，园区是重要的文化产业发展平台。这样的平台既集聚文化产业、吸引人才，又有利于文化产业链的形成，并且能带动综合消费，提升城市发展品质，打造更有魅力的营商环境。文化创意产业让文化与经济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起到引领和带动的作用。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在《之江新语》中，习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可以看出，习关于人文经济学的思考由来已久。

　　作为研究者，从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角度，观察的重点是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定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为什么党中央要赋予北京全国文化中心这一定位。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观察的重点是如何就首都定位领悟人文经济学的内涵与意义，以及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目前取得哪些成果。

　　目前，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有人文经济学这一分支。人文经济学的产生是对过于重视量化研究这一发展态势的反驳。过于重视量化研究是西方经济学当前的发展态势，这是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发展趋势。社会科学能不能做量化分析？某种程度上是可行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有适应或针对社会某一群体的特征为研究对象，量化研究才具有价值。事实上，只有当过往社会已经发生的事情与现在生活的影响完全剥离开，这时的量化分析研究才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对于传统社会村落的量化研究就是可行的。然而，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很多活态的社会现象，如果过于依赖量化分析，把经济问题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进行物理研究，很可能引发超社会、去伦理导致的经济发展价值的偏离。

　　正是在量化研究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并逐渐出现排斥非量化研究的情况下，出现了对这一趋势的学术反驳。人文经济学试图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进行纠偏，呼吁业界重视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本主义约束的作用，并将社会中每个人的价值实现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毫无疑问，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人文经济学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

　　习提出的“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与西方出现的人文经济学这一特定学术流派有所不同。习提出的“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式的人文经济学，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回归民生本质，追求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突出的是文化传承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赋能的内生活力及可持续性。

　　习提出的“人文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人文经济学也有所关联，二者都强调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在我国发展的视域下，这个“人”侧重的是人民的整体性；二者都重视在“人”的纬度上评估经济发展成果，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本身。所以，习提出的“人文经济学”既有与西方人文经济学相互联系的地方，也具有独特性。

　　第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目标。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目的是拓展人们的自由与选择范围。这段话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发展的根本目标。这也契合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的要义在人，要把绝大多数人的总体福祉作为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第二，人文价值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不再聚焦于经济本身的一些量化指标，而是越来越强调绿色发展等因素。我认为，一些大型企业要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发展的责任，定期向社会公布人文责任报告。从本质上看，环保问题属于人文价值的一方面，只有当环保理念成为全球认同的基本人文价值时，才具有约束力，才能转化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

　　第三，有文化力量的国家才能成为真正强大的国家。何谓文化强国，一方面是指文化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指文化赋能强大的国家。文化赋能既包括对政治上的赋能，比如内聚人心、外塑形象，还包括对经济上的赋能。习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的赋能作用更为清晰明确。

　　事实证明，放眼全球的经济发展，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只有文化意义上的强大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带来真正强大的国家。虽然文化的力量被定义为“软实力”，但是文化的强大是国家强大的核心所在。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是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而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实践，或者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走得通，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其深深植根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与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融合和对接？很多经济学家都关注过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论断。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之所以发生并发展自欧洲，是源于其独特的宗教传统与文化基因。一旦缺乏这种独特的欧洲文化土壤，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即便在人类历史上都曾长期辉煌过，但都不适宜甚至会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他在《儒教与道教》中以较大的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最后得出儒家伦理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结论。学界对此展开激烈讨论，有些人表示认同，认为中国要想走好市场经济这条路就要向成熟的、先发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我个人认为，江南jn体育儒家文化不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判断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反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儒家的传统价值理念有利于现代经济成长，只是发展的模式与马克斯韦伯定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不同。

　　意大利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阐释了全球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并以此诠释了《国富论》的观点。亚当斯密把经济发展分为“自然的”和“非自然的”。所谓“自然的”就是基于自然的供需关系进行生产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更强调实体经济的模式，而非实体经济带动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非自然的”。“非自然的”经济模式不关心实际的供给与需求，很容易使不人道的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在欧洲出现比较繁荣的市场经济之前，中国的市场经济，这里指的是商品交换，已经非常成熟了。

　　回顾历史，从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真正阻碍中国商业发展或者市场活动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阻碍一种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力量来自制度，制度背后是文化的推动作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表面上属于儒家，本质上遵循的是法家的思想。法家崇尚重农抑商，从商鞅变法到一系列法家著述，如《论贵粟疏》《盐铁论》等，都是典型的法家思想。儒家思想虽然对我国历史上的制度建设有一定影响，但法家的主张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入持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联系密切。习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研究的重要命题，这一重要命题必须基于对我们自身文化的深刻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这是我们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生动能。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着中国经济发展何去何从的问题。中国能否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独特的发展模式，人文经济学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作为研究者，我对此很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探索出一条有别于一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现代经济发展之路。

　　第六，首都是人文与经济协同发展的首善之区。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有机结合，不能分开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多次对北京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江南jn体育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2023年6月2日，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要自觉传承发展中华文明。习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建设是文化强国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发力点。北京要通过文化的力量带动整座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在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方面，北京要推动与中华文明相匹配、相协调，且能相互赋能的现代化经济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出过7份城市总体规划。总体上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定位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确定首都性质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同时还必须是大工业城。1958年完成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文化中心”变为“文化教育中心”，将“大工业城”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基地”。1983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北京的性质定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不再提“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工业基地”。1993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重申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党中央在批复中提出：“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通过不懈的努力，将北京建成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和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城市。”所以，尽管这版规划中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中心的定位，但提出了“经济繁荣”的要求。

　　进入21世纪，2004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规定：“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这版规划更凸显了北京的文化特质。尽管规划没有给予北京“经济中心”的定位，但对于北京经济发展的重视是增强而非削弱了。北京越发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经济业态。2004年以来，很多高校陆续开设了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北京拥有深厚的文化资源，活跃的文化消费市场，以及开放的对外政策。纵观全球后工业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最新一版的城市规划，也就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对北京的定位是“四个中心”。新版规划虽然没有过多谈论经济建设问题，但习提出“人文经济学”的概念给我们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推动文化建设，要考虑如何让文化与其他领域更好融合，如何发挥文化赋能作用。

　　第一，世界历史表明，都城的文化与经济是交融共生的。这种特点尤其体现在传统社会。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政治中心往往也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地区，是经济活跃的地区。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里，政治本身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而且，文化繁荣意味着人才集中、思想活跃，这种地方也是富有创新活力的地方。从这个方面看，北京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

　　第二，北京遵从“庶、富、教”这一中国传统治理理念。《论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弟子冉有陪同孔子到了卫国，先生赞叹此地人口繁盛（庶矣哉！）。冉有讨教，如何更好地治理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孔子直截了当地说：“富之！”弟子追问，如果富裕了以后又该进一步做什么？先生笃定地指出：“教之！”《易经》指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协同发展，只有如此，一个国家才能强大，这也是政治治理的核心要义。一方面，要保证百姓的基本物质生活；另一方面，要丰富百姓的精神生活，凝聚起高度的价值认同。没有文化做基础，经济越发达，社会的离散力量越大。社会的凝聚力来自文化建设。举例来说，经济发达的社会就像是一块大石磨高速转动的状态，石磨转得越快，离心力越大，说明经济越发达，石磨上的东西也越容易甩出去。文化的作用是江南app平台入口，在石磨高速转动的同时，让石磨上的东西，也就是整个社会群体，牢牢站稳。所以，一个健康成熟的社会，既需要发展物质文明也需要发展精神文明。对于北京，我们既要满足所有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也要实现文化的发展，从而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北京的建都促进了南北方人文与经济的大融合。北京成为都城后，日渐成为南方与北方人文与经济资源融汇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成为北京的城市性格。北京的包容性既有人文历史的积淀，也是经济活力的底蕴所在。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文化、科教集聚带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北京拥有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2020年，北京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位列全国第一。北京是总部经济最发达的世界城市。根据《财富》杂志发布的2021年世界500强排行榜，北京拥有60家世界500强企业，连续第9年雄踞全球第一，其次是东京（39）、纽约（17），并且北京的数量超过东京、纽约之和。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是在文化强国战略下的重点建设领域。“文化强国”这一概念包含文化自身的强大与文化赋能作用的强大。

　　第一，高质量的文化内容生产是产业发展的核心。优质内容产出是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所在。北京之于全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拥有大量优质内容产出，尤其是文化创意领域的产出。近年来，北京地区从事文化内容生产的人数不断增长。北京自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以来，无论是从业人数还是收入水平，在国内外都具有显著优势。从广电类节目制作方面看，北京生产的主旋律作品越来越多。

　　第二，北京探索数字文化发展新业态具有显著优势。2019年，新闻信息服务业继续领跑全国，移动互联技术为新闻信息服务领域发展注入了新活力。2020年，北京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位列全国第一。2021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传播渠道领域逐步回暖。

　　第三，北京居民文化消费占比持续增长。我认为，文化产业园区应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北京拥有众多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园区既是文化企业的集聚区，也是文化消费的集散地，同时是城市特定的文化地标。文化产业园区的融合辐射效益显著，园区内的消费不仅局限于文化领域，还包含“吃住行游购”的方方面面。北京文化人均消费正逐渐上涨，文化资源集聚有利于带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

　　第四，北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情况。2018年，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我们从2019年开始研究编制“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从20192021年的数据来看，北京连续三年排在第一位。北京要留住优质企业，就要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提高全球影响力。

　　具体来说，北京有五方面优势。一是政策引导。北京出台了许多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二是投资驱动。20172019年，北京地区的文化产业投资规模几乎占据全国半壁江山，全国与北京地区文化产业领域分别披露投资案例3961起江南app平台入口、1649起，投资金额2786亿元、1443亿元。三是科创融合。北京拥有丰富的科创资源。四是人才支撑。北京吸引了众多人才聚集。五是优质园区的承载作用。除大型企业外，园区是重要的文化产业发展平台。这样的平台既集聚文化产业、吸引人才，又有利于文化产业链的形成，并且能带动综合消费，提升城市发展品质，打造更有魅力的营商环境。文化创意产业让文化与经济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起到引领和带动的作用。